导读 身处灾难中心的地方媒体，拥有多元的身份。既是在场的灾难记录者，也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还是政务信息发布和官民沟通的“关键中介”，并承担着救灾动员、整合信息、呼应求助、报道事实、疏解情绪等传媒功能。
河南暴雨带来的洪灾，引发很多反思：气象预警之下，城市管理有没有及时响应，地铁有没有及时停运，有没有让预警信息到达市民并作充分应急准备。也有人指向当地媒体，没有第一时间对灾情进行滚动报道，缺乏迅速的灾情发布和记录，没有建立畅通救援的信息通道，没有根据灾情变化调整到相应的应急发布状态。
这些反思和批评中，包含的其实是舆论和公众对地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角色期待。身处灾难中心的地方媒体跟外地媒体还不一样，作为灾难在场者，他们身上纠结着多元的身份：既是在场的灾难记录者，也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还是政务信息发布和官民沟通的“关键中介”，并承担着救灾动员、整合信息、呼应求助、报道事实、疏解情绪等传媒功能。
在这种多元身份和多重角色期待下，须超越那种灾难救世主、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媒介观，客观理性地看待灾难报道中受到诸种条件约束的地方媒体和媒体人。从灾难发生后的舆论反馈看，公众并不期待媒体扮演在洪灾中冒险抢新闻的“个人英雄”，而是希望媒体能履行瞭望者和监测者职能，通过畅通的涉灾报道打造的“信息通道”，给公众一个可理性预期、可依赖判断的“生命通道”。
不要苛求灾难中的记者当个人英雄
应该反思预警和应急问题，但不要苛责河南媒体，别把媒体当成灾难情绪的发泄口。媒体后面是媒体人，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是灾难的受害者，与其他市民一样被困于洪水，困于地铁，困于路上，生命受到洪灾的威胁。
暴雨冲击之下，医院被淹，火车站被淹，写字楼被淹，停电停水，交通瘫痪，成为孤岛，媒体机构不可能是例外。灾难面前，没有媒体人不想去现场抓新闻，记录灾情，用报道参与救灾。但人真胜不了天，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是那么渺小、无力和无助。
“新闻现场”常让记者兴奋，可身处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场景，极限生存场景，求生成为第一本能时，无法苛求他们去当英雄。
一位河南媒体同行发的朋友圈让公众看到了身处“现场”的媒体人的无力：在无信号的状态下，你就是事件中的人，也对事件很多状况茫然无知。报平安，谢谢亲友的问候。干了20年新闻，才体会到没信号时的无助。从文字中能看到他的无奈：“我走到农科路又折回，没脖深，昨晚在报社度过了无水、无电、无信号的一夜，今早步行回家，已安全到家，家里有电无水。我要上线干活了，几个同事家都是无电状态。窨井与漏电，有点恐怖。”
这种叙述不是孤例，朋友圈好几个当地记者都是这种情况，彻夜无眠，担心家人。他们是记者，但在这样的灾难面前，都跟其他人一样，被暴雨打得七零八落，滔天的洪水面前如蚂蚁般渺小。他们也应该像其他受灾市民一样，得到关心，而不是苛求他们冒死进入“直播救灾”状态。逆行、拼命、不顾个人安危，没有人可以要求他们这样做。
一个从业界转到学界的新闻学教授很理解记者的这种状态，她经历了多年前北京那场暴雨，那时她还在媒体，她说：“忆起9年前，前半夜跟记者们说，要这个要那个去这儿去那儿。后来越看越觉得情况不对，这不是暴雨而是灾。于是又赶紧挨个说，安全第一，这个不要了那个也不要了。”
是的，这个时候“安全第一，生命第一”，独家报道、现场直播、信息通道，没什么报道比生命重要，没什么报道值得拿命去换。几年前广东台风中心，一个货车司机被台风吹翻的货车压死的场景，让人看到了灾难的残酷。
当时跟一个媒体同行讨论这个话题，作为后方的编辑，她负责调度前方的台风报道，给记者派任务，她非常犹豫地说：“要求台风地区记者发稿，还是觉得很残忍。”我没有觉得这种“犹豫”是一种懦弱，也没觉得这种“对第一现场的恐惧”有什么不专业，这恰恰是对生命的负责。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一家媒体的年轻记者请命去灾区采访，总编辑从电视上看到前方不断泥石流和余震的危险后，流着泪打电话让记者往回撤：“求你回来吧，不要新闻了，没什么新闻值得我们用命去换。”
从受众的新闻审美视角看，公众对那种冒着不必要的风险去“抓新闻”的个人英雄主义，也越来越不感冒。比如此次台风“烟花”登陆上海和浙江，有上海气象记者现场追击台风，现身说法劝市民不要出门。
虽然身体系上了安全绳，但海边波涛汹涌，飓风翻滚，记者在大风中嘶吼式报道，现场被吹到睁不开眼，在风雨中艰难移动。这个场景就引发了舆论批评，人们觉得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报道方式完全没有必要。
作为信息中枢的媒介机构须有应急准备
社交媒体上呈现出紧急的灾难状态，这种紧急没有第一时间反映在当地主流媒体上，有人批判河南媒体没有第一时间调整节目内容，没有24小时直播灾情和救援。
在以往的灾难、事故和悲剧中，媒体也受到过类似的批评，比如某地爆炸事故发生8小时后，外地电视台已经在直播事故现场和救援，当地卫视仍在播韩剧。
甘肃白银马拉松悲剧发生的第二天，白银电视台竟然重播前述活动的开幕式，受到舆论批评，喜庆的画面会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二次伤害。灾难和悲剧发生后，作为信息通道，媒体在报道反馈上缺乏应急反应。
媒体机构自身也受灾，进水，停电，设备和办公受冲击，员工安危受影响，要应对这些问题。身处灾难中心，信息不畅，交通瘫痪，对本地情况缺乏外人的系统全局视角，慌乱、恐惧、失序之下，节目可能无法及时调整，采编无法正常运作，记者生产的内容无法支撑滚动播出。
根据广电部门的相关规定，卫视未经批准不得加播，所以，当地电视台第一时间没有及时调整节目，而是按原计划播出一些内容，可以理解的。不过基于媒体机构在救灾应急中的信息中枢和信息通道位置，应该尽可能缩短冻结反应时间，迅速调整到紧急直播状态。
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视台在突发状况下可以调整节目，第三十八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按照节目预告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确需更换、调整原预告节目的，应当提前向公众告示。
这种灾难发生的应急调整，已经成为媒体行业惯例，比如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后，包括央视、湖南、江苏、浙江等在内的多家电视台快速反应，不仅派出摄制组深入震区进行直播采访，还选择停播原计划的娱乐综艺节目和电视剧，改为播出雅安地震特别报道。
河南灾情发生数小时后，一个新闻学教授提醒说：请当地卫视停播抗日神剧，而转为紧急状态，滚动播放救灾新闻。当地卫视很快在这条微博后回复说，收到，已经在协调了，马上开始直播，感谢关注。
这时候，主流媒体不仅是救灾的信息中枢，接收、汇聚、发布来自各方的权威信息和现场消息，也承载着灾难场内场外公众的情感依赖。灾难中的人通过本地媒体“在一起”的连接感获得情感抚慰和精神凝聚，关注灾情的外地公众通过当地媒体的报道与灾情保持“通话状态”，形成情感勾连。这种应急状态下，媒体机构是救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机构可以瘫痪，媒体机构不能瘫痪，媒体人可以慌乱，媒体机构不能失序，要迅速调整到应急状态，保持救命、救灾信息通道的畅通。
灾难瞭望者和监测者的媒体角色须提升
面对暴雨和洪涝这样的灾难，媒体能承担什么功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报道？是灾难发生后滚动的新闻？还是赞美好人好事的正能量传播？这些都不是媒体系统最重要的抗灾资源。
媒体作为新闻生产机构，供给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新闻信息，对于防灾、减灾、救灾同样如此，信息是媒体抗灾的核心产品。灾前、灾中和灾后，对于信息通道媒体来说，常常被忽略的是灾前的信息监测和预警。
河南洪灾发生后，上海和杭州又面临台风“烟花”登陆的冲击，有了河南前车之鉴，两地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杭州日报的一张头版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整版全是对台风来袭做好防范的预警。头条是《坚决打赢防御“烟花”这场硬仗》，二条是《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是《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以防大灾迎大考的要求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杭州提升重大气象灾难应急响应为Ⅰ级》《给全体市民的温馨提示》。
媒体这种整版的报道，这是瞭望者和监测者对公众充分的信息预警，别出门，别以为是“狼来了”，要从最坏处着眼。这种有强烈冲击力的信息提醒和版面语言，对公众进行了充分的灾难预警。
不错，预警是气象部门的事，媒体只是发布的中介。但这个中介很关键，如果气象部门发了很多红色预警，这种信息并没有在媒体上得到重点提醒，相关部门和媒体没有对气象预警给予重视，媒体版面上还是常规的各种活动和会议，生活如常信息如常，公众可能对悄然来临的灾难浑然不觉。像杭州媒体这样，对预警进行这样的呈现，是对灾难的紧急吹哨。
媒体作为瞭望者和监测者，第一时间接触到相关信息，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信息，是社会的信息中枢，有义务为公众对专业部门发布的信息提供“瞭望者”的判断。普通人未必了解气象部门的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不了解“一级应急”的紧急程度，作为信息发布中介的媒体要监测到“信息后的信息”，通过解释、解读和对权威部门的采访、分析，形成“有效预警”，在灾难降临前及时向公众吹哨，使各系统迅速调整到紧急状态，停课停工停运，将灾难可能带来的伤害减至最小。
当然，能不能在天灾发生前做出及时的信息预警，能不能为民众提供信息通道，从专业部门、城市管理到信息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转起来，把天灾控制在人力可及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和损失，考验的不仅是媒体，更是一个地方的行政能力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