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英雄”到“信息通道”:灾难报道中的媒体角色期待

2021-08-04 13:29 来源:“青年记者”微信公众号

  导读 身处灾难中心的地方媒体,拥有多元的身份。既是在场的灾难记录者,也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还是政务信息发布和官民沟通的关键中介,并承担着救灾动员、整合信息、呼应求助、报道事实、疏解情绪等传媒功能。  

  河南暴雨带来的洪灾,引发很多反思:气象预警之下,城市管理有没有及时响应,地铁有没有及时停运,有没有让预警信息到达市民并作充分应急准备。也有人指向当地媒体,没有第一时间对灾情进行滚动报道,缺乏迅速的灾情发布和记录,没有建立畅通救援的信息通道,没有根据灾情变化调整到相应的应急发布状态。  

  这些反思和批评中,包含的其实是舆论和公众对地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角色期待。身处灾难中心的地方媒体跟外地媒体还不一样,作为灾难在场者,他们身上纠结着多元的身份:既是在场的灾难记录者,也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还是政务信息发布和官民沟通的关键中介,并承担着救灾动员、整合信息、呼应求助、报道事实、疏解情绪等传媒功能。  

  在这种多元身份和多重角色期待下,须超越那种灾难救世主、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媒介观,客观理性地看待灾难报道中受到诸种条件约束的地方媒体和媒体人。从灾难发生后的舆论反馈看,公众并不期待媒体扮演在洪灾中冒险抢新闻的个人英雄,而是希望媒体能履行瞭望者和监测者职能,通过畅通的涉灾报道打造的信息通道,给公众一个可理性预期、可依赖判断的生命通道  

  不要苛求灾难中的记者当个人英雄 

  应该反思预警和应急问题,但不要苛责河南媒体,别把媒体当成灾难情绪的发泄口。媒体后面是媒体人,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是灾难的受害者,与其他市民一样被困于洪水,困于地铁,困于路上,生命受到洪灾的威胁。  

  暴雨冲击之下,医院被淹,火车站被淹,写字楼被淹,停电停水,交通瘫痪,成为孤岛,媒体机构不可能是例外。灾难面前,没有媒体人不想去现场抓新闻,记录灾情,用报道参与救灾。但人真胜不了天,每个人在灾难面前是那么渺小、无力和无助。 

  新闻现场常让记者兴奋,可身处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场景,极限生存场景,求生成为第一本能时,无法苛求他们去当英雄。 

  一位河南媒体同行发的朋友圈让公众看到了身处现场的媒体人的无力:在无信号的状态下,你就是事件中的人,也对事件很多状况茫然无知。报平安,谢谢亲友的问候。干了20年新闻,才体会到没信号时的无助。从文字中能看到他的无奈:我走到农科路又折回,没脖深,昨晚在报社度过了无水、无电、无信号的一夜,今早步行回家,已安全到家,家里有电无水。我要上线干活了,几个同事家都是无电状态。窨井与漏电,有点恐怖。 

  这种叙述不是孤例,朋友圈好几个当地记者都是这种情况,彻夜无眠,担心家人。他们是记者,但在这样的灾难面前,都跟其他人一样,被暴雨打得七零八落,滔天的洪水面前如蚂蚁般渺小。他们也应该像其他受灾市民一样,得到关心,而不是苛求他们冒死进入直播救灾状态。逆行、拼命、不顾个人安危,没有人可以要求他们这样做。 

  一个从业界转到学界的新闻学教授很理解记者的这种状态,她经历了多年前北京那场暴雨,那时她还在媒体,她说:忆起9年前,前半夜跟记者们说,要这个要那个去这儿去那儿。后来越看越觉得情况不对,这不是暴雨而是灾。于是又赶紧挨个说,安全第一,这个不要了那个也不要了。 

  是的,这个时候安全第一,生命第一,独家报道、现场直播、信息通道,没什么报道比生命重要,没什么报道值得拿命去换。几年前广东台风中心,一个货车司机被台风吹翻的货车压死的场景,让人看到了灾难的残酷。 

  当时跟一个媒体同行讨论这个话题,作为后方的编辑,她负责调度前方的台风报道,给记者派任务,她非常犹豫地说:要求台风地区记者发稿,还是觉得很残忍。我没有觉得这种犹豫是一种懦弱,也没觉得这种对第一现场的恐惧有什么不专业,这恰恰是对生命的负责。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一家媒体的年轻记者请命去灾区采访,总编辑从电视上看到前方不断泥石流和余震的危险后,流着泪打电话让记者往回撤:求你回来吧,不要新闻了,没什么新闻值得我们用命去换。 

  从受众的新闻审美视角看,公众对那种冒着不必要的风险去抓新闻的个人英雄主义,也越来越不感冒。比如此次台风烟花登陆上海和浙江,有上海气象记者现场追击台风,现身说法劝市民不要出门。 

  虽然身体系上了安全绳,但海边波涛汹涌,飓风翻滚,记者在大风中嘶吼式报道,现场被吹到睁不开眼,在风雨中艰难移动。这个场景就引发了舆论批评,人们觉得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报道方式完全没有必要。  

  作为信息中枢的媒介机构须有应急准备  

  社交媒体上呈现出紧急的灾难状态,这种紧急没有第一时间反映在当地主流媒体上,有人批判河南媒体没有第一时间调整节目内容,没有24小时直播灾情和救援。 

  在以往的灾难、事故和悲剧中,媒体也受到过类似的批评,比如某地爆炸事故发生8小时后,外地电视台已经在直播事故现场和救援,当地卫视仍在播韩剧。 

  甘肃白银马拉松悲剧发生的第二天,白银电视台竟然重播前述活动的开幕式,受到舆论批评,喜庆的画面会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二次伤害。灾难和悲剧发生后,作为信息通道,媒体在报道反馈上缺乏应急反应。 

  媒体机构自身也受灾,进水,停电,设备和办公受冲击,员工安危受影响,要应对这些问题。身处灾难中心,信息不畅,交通瘫痪,对本地情况缺乏外人的系统全局视角,慌乱、恐惧、失序之下,节目可能无法及时调整,采编无法正常运作,记者生产的内容无法支撑滚动播出。 

  根据广电部门的相关规定,卫视未经批准不得加播,所以,当地电视台第一时间没有及时调整节目,而是按原计划播出一些内容,可以理解的。不过基于媒体机构在救灾应急中的信息中枢和信息通道位置,应该尽可能缩短冻结反应时间,迅速调整到紧急直播状态。 

  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视台在突发状况下可以调整节目,第三十八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按照节目预告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确需更换、调整原预告节目的,应当提前向公众告示。 

  这种灾难发生的应急调整,已经成为媒体行业惯例,比如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后,包括央视、湖南、江苏、浙江等在内的多家电视台快速反应,不仅派出摄制组深入震区进行直播采访,还选择停播原计划的娱乐综艺节目和电视剧,改为播出雅安地震特别报道。 

  河南灾情发生数小时后,一个新闻学教授提醒说:请当地卫视停播抗日神剧,而转为紧急状态,滚动播放救灾新闻。当地卫视很快在这条微博后回复说,收到,已经在协调了,马上开始直播,感谢关注。 

  这时候,主流媒体不仅是救灾的信息中枢,接收、汇聚、发布来自各方的权威信息和现场消息,也承载着灾难场内场外公众的情感依赖。灾难中的人通过本地媒体在一起的连接感获得情感抚慰和精神凝聚,关注灾情的外地公众通过当地媒体的报道与灾情保持通话状态,形成情感勾连。这种应急状态下,媒体机构是救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机构可以瘫痪,媒体机构不能瘫痪,媒体人可以慌乱,媒体机构不能失序,要迅速调整到应急状态,保持救命、救灾信息通道的畅通。  

  灾难瞭望者和监测者的媒体角色须提升  

  面对暴雨和洪涝这样的灾难,媒体能承担什么功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报道?是灾难发生后滚动的新闻?还是赞美好人好事的正能量传播?这些都不是媒体系统最重要的抗灾资源。 

  媒体作为新闻生产机构,供给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新闻信息,对于防灾、减灾、救灾同样如此,信息是媒体抗灾的核心产品。灾前、灾中和灾后,对于信息通道媒体来说,常常被忽略的是灾前的信息监测和预警。  

  河南洪灾发生后,上海和杭州又面临台风烟花登陆的冲击,有了河南前车之鉴,两地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杭州日报的一张头版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整版全是对台风来袭做好防范的预警。头条是《坚决打赢防御烟花这场硬仗》,二条是《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是《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以防大灾迎大考的要求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杭州提升重大气象灾难应急响应为级》《给全体市民的温馨提示》。 

  媒体这种整版的报道,这是瞭望者和监测者对公众充分的信息预警,别出门,别以为是狼来了,要从最坏处着眼。这种有强烈冲击力的信息提醒和版面语言,对公众进行了充分的灾难预警。 

  不错,预警是气象部门的事,媒体只是发布的中介。但这个中介很关键,如果气象部门发了很多红色预警,这种信息并没有在媒体上得到重点提醒,相关部门和媒体没有对气象预警给予重视,媒体版面上还是常规的各种活动和会议,生活如常信息如常,公众可能对悄然来临的灾难浑然不觉。像杭州媒体这样,对预警进行这样的呈现,是对灾难的紧急吹哨。 

  媒体作为瞭望者和监测者,第一时间接触到相关信息,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信息,是社会的信息中枢,有义务为公众对专业部门发布的信息提供瞭望者的判断。普通人未必了解气象部门的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不了解一级应急的紧急程度,作为信息发布中介的媒体要监测到信息后的信息,通过解释、解读和对权威部门的采访、分析,形成有效预警,在灾难降临前及时向公众吹哨,使各系统迅速调整到紧急状态,停课停工停运,将灾难可能带来的伤害减至最小。 

  当然,能不能在天灾发生前做出及时的信息预警,能不能为民众提供信息通道,从专业部门、城市管理到信息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转起来,把天灾控制在人力可及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和损失,考验的不仅是媒体,更是一个地方的行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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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秘书处)